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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散文的艺术缺失

编辑:林号深 来源:深圳文学艺术网 发布时间:2014-12-16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早已被某些专家学者捧上了“大师”和“泰斗”的神坛。正因如此,我们常见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贾平凹的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早已被无数的专家学者们翻来覆去,毫无新意地反复研究过了不知多少遍,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是爱屋及乌,清一色的表扬稿,甚至是天花乱坠的胡乱吹捧。以贾平凹的散文为例,某些学者对贾平凹散文的研究和赞誉,就明显存在着一种名不副实,追星族似的追捧。如:“与写小说相比,写散文似乎更能见出贾平凹的才情和艺术素质。他的散文确实写出了特色,写出了个性,在全国能自成一家。”“作为一个‘散文革命家’,贾平凹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散文观’与理论系统,他甚至把散文的创作作为安妥与延续自己精神生命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学者甚至宣称:“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以其朴拙、灵秀、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已然奠定了其不容忽视的文学重镇地位。”“看贾平凹的文字,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气息,还具民间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达到了语言大师的境界。”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用于赞美一个作家的词汇,都被这些专家学者们激情澎湃地奉献给了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贾平凹。在我看来,学术研究并非是圣徒朝圣,只能虔诚地对那些如雷贯耳的著名作家顶礼膜拜。事实上,贾平凹的创作,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被“捧杀”的现象,某些专家学者对贾平凹一窝蜂的吹捧,典型地透露出了当代文坛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正之风,这就是,把学术研究蜕变成为了丧失理智,跪倒在著名作家脚下的狂热追捧。贾平凹散文创作中那些一望便知的毛病,长期以来总是被众多的专家学者们视若无睹,甚至将其红肿之处,颠倒成为艳丽无比的桃花。概而言之,贾平凹的散文,无论是其艺术的品质,还是在写作的伦理方面,都流露出太多的缺失,揭示出贾平凹散文写作中的弊病,或许可以为已经成为“显学”的贾平凹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而绝不只是那种对于著名作家一边倒似的赞美,以致使作家在一片赞美声中迷失了自己。纵观贾平凹的散文写作,笔者以为,贾平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艺术缺失。

一 、 缺乏原创,常常呈现出模仿痕迹

自贾平凹出道之初,其散文创作一直存在着一种邯郸学步和移花接木的现象。为了追求创作上的高产,贾平凹在散文创作中甚至不惜大量采用克隆术,通过偷意,变形和搅拌式混搭名家作品的方法,“创作”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仿制品。例如:

这是一个柳的湖。柳在别处是婀娜形象,在此却刚健,它不是女儿的,是伟岸的丈夫,皆高达数十丈,这是因为它们生存的地势低下,所以就竭力往上长,在通往天空的激烈竞争的进程中,它们需要自强,需要自尊,故每一棵出地一人高便生横枝,几乎由大而小,层层递进,形成塔的建筑。

——贾平凹《柳湖》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息……

——茅盾《白杨礼赞》

啊,小桃树啊!我该怎么感激你,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明日一早,你会开吗?你开的是灼灼的吗?香香的吗?我亲爱的,你那花是会开得美的,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来的;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对吗?

——贾平凹《一棵小桃树》

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么舍得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朱自清《绿》

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在贾平凹早期的散文写作中,朱自清的文章,一直是其重点克隆的对象。我们来比较如下两段描写,看看贾平凹的散文究竟是属于真正的创作还是刻意的模仿?如:

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稍的,绿得浅;虽然对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叶背上了了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的,做一个妩媚媚的笑。

——贾平凹《落叶》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朱自清《荷塘月色》

我们注意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坛上诸如茅盾和朱自清这样的大家进行克隆之外,对于杨朔散文的大量克隆,同样是贾平凹早期散文创作的一个重点目标。其《地平线》中那位“胡子飘在胸前,悠悠然如仙翁”的老头,分明就处处显露出杨朔的散文《雪浪花》中那个睿智乐观的老人“老泰山”的影子。该文在立意和描写上都与《雪浪花》有着颇为相似之处。而贾平凹的散文《访兰》,则是对清代著名作家龚自珍的经典散文《病梅馆记》偷梁换柱的克隆。贾平凹在《访兰》中,只不过是将龚自珍笔下的梅花,改换成了其家乡山中的兰草。龚自珍在其《病梅馆记》中猛烈地抨击了那种“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直则无态”的畸形鉴赏心理,并特地购买了三百盆被人们扭曲变形的病梅,在为其痛哭了三日之后,发誓要疗救这些被扭曲变形的梅树。在《访兰》中,龚自珍笔下最精彩的一段议论,被贾平凹投机取巧地转换成了文章中一段父子的对话。父亲说:“兰草是空谷的幽物,得的是天地自然的元气,长得是山野的野姿;一培栽了,便成了玩赏的盆景。”“但它确实叶更嫩,花更繁大了呢!”,“样子是似乎美了,但美得太甜、太媚,格调也就俗了。”在进行了这样一番描写之后,贾平凹接着写道:“我再不敢去挖这些野兰了。高兴着它的这种淳朴,悲痛以前为什么喜爱着它而却无形中毁了它呢!”不仅如此,贾平凹在散文写作中还进一步将克隆的对象延伸到了那些外国的著名作家。其暴得大名,并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散文《丑石》就是一篇艺术手法粗糙,语言四处都是毛病的典型的克隆之作。

举世闻名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早已为我们所熟悉。其著名的童话《丑小鸭》更是妇孺皆知。童话中那只可怜的小鸭从一出世以来就显得是那么不被人喜欢。它又大又丑,甚至大得怕人。一些鸭子常常当面就侮辱它:“呸!瞧那只小鸭的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由于丑,这只小鸭“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不仅在鸭群中是这样,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总之,它成了全体鸡鸭们集体嘲笑的对象。可以说贾平凹的《丑石》,正是一篇刻意模仿童话大王安徒生,邯郸学步的山寨版《丑小鸭》。只不过贾平凹将安徒生笔下那只形貌丑陋的小鸭,变成了他家门前的一块令人讨厌的石头:“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会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要说:这块丑石,多碍地面哟,多时把它搬走吧”。这块既不能垒山墙,又不能“为我家洗一台石磨”,连石匠看了都摇头嫌它石质太细,既不能凿下刻字雕花,又不能用来浣纱捶布的丑石实在是太令人讨厌了!于是,贾平凹笔下的乡村孩子们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些欺侮丑小鸭的鸡鸭们一样,不但人人骂丑石,而且对其采取了联合行动,决计要将丑石搬走。众所周知,在安徒生的《丑小鸭》这篇美丽的童话中,那些小动物们都是拟人化了的,有生命的生灵。它们讨厌,嘲笑,甚至辱骂丑小鸭的丑,都显得极其自然和富有童心童趣,也非常切合人类在通常情况下的爱美之心。而贾平凹却在作品中,生硬突兀地让一群乡下人去骂一块没有生命,不通人性的石头长得丑,难免让人感觉就像那些吃饱了饭,无所事事的精神病人,在大街上破口大骂那些飞驶而过的汽车一样,荒唐可笑,并且不可理喻。

在童话《丑小鸭》的最后,安徒生为故事安排了一个非常迷人的结局。那只曾经丑陋无比的小鸭,出乎意料地华丽转身,最终变成了一只人人羡慕的美天鹅。在《丑石》中,生硬模仿安徒生的贾平凹,也照猫画虎地给文章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原来那块常常遭人臭骂的丑石,居然是一块具有巨大科学研究价值,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这块丑石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贾平凹在文章中说:“终于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经有二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更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位天文学家居然与文中我的奶奶——一位乡下老太太讨论起了美学和人生的哲理:

奶奶说:“真看不出!它那么不一般,却怎么连墙也垒不成,台阶也垒不成呢?”

“它是太丑了。”天文学家说。

“真的,是太丑了。”

“可这正是它的美!”天文学家说,“它是以丑为美的。”

“以丑为美?”

“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些小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其实,贾平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陨石,如果没有通过特殊的仪器进行检测,哪怕是在高明的专家,单凭肉眼也是不可能分辨得出来的。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倘若他真的是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陨石,我想,他肯定首先就会情不自禁地向人们讲述这块陨石的科学研究价值,而绝不是像当今那些饱食终日,有事没事就跑到乡村僻野,四处收藏奇石的玩家们那样,只考虑怎样去欣赏它的美学价值和其中蕴藏的经济价值。清人刘熙载在其著名的文论专著《艺概·书概》中论述道:“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如此的美学主张和艺术见解未必就有多少真正的可取之处。贾平凹生搬硬套地让作品中的天文学家跑到山沟里,去向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老太太大讲什么“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难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和对牛弹琴。


再看看《丑石》的结尾:

我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沉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一件小事》的读者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贾平凹文章的这种写法,分明就是对《一件小事》结尾的拙劣模仿。我真担心,我们的中学生们在学了这样的课文之后,个个都 “以丑为美”, 学会了改头换面地模仿和七拼八凑地变相抄袭。更不知道那些中学的语文教师们是怎样引导他们的学生,去欣赏贾平凹作品中那些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的,疙疙瘩瘩,多如牛毛的病句的。如:

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有二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倘若说有哪一位语文教师真能够将“他在我家门前路过”和“他再没有走去”这样的句子对那些求知若渴的学生们讲解得通的话,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我真不明白,类似这样的病句,在贾平凹的《丑石》中存在了这么多年,在现有的中学教材和五花八门的各种选本中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这究竟是慑于贾平凹如雷贯耳,文学大师的名声呢,还是有些编选者本身就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二 、缺乏品位,醉心于“脐下三寸”

贾平凹在文章中常常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农民,就像祥林嫂逢人就说阿毛一样,总是喋喋

不休地反复述说着自己的委屈:“我体弱多病,打不过人,也挨不起打,所以从来不敢在外动粗,口又浑,与人有说辞,一急就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回到家了,才想起一句完全可以噎住他的话来.我恨死了我的窝囊。”然而,现实中的贾平凹却并非像其文中所说的那个笨嘴拙舌的样子,甚至常常是口若悬河。据邰科祥介绍:1985年8月间,陕西省作协曾召开了一次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会议期间作协特别组织了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陕西作家去陕北旅游采风,途中作家们争先恐后地讲起了金黄色的故事,作家文兰还发感叹,“若顺着这深层‘性’的外泄轨迹去掘进探视,那么有关社会人生的症结或病灶就被看得一清二楚。”这思考引发了贾平凹,他竟然一口气讲了64则“金黄色精品”。或许是因为对性的畸形的偏爱,贾平凹在写作散文时,也常常忘不了用性来作为刺激读者的兴奋剂。坦率地说,贾平凹的某些散文,其实只不过就是一种变相的黄段子和荤笑话。其散文《老木的故事》就是一则典型的,毫无档次的荤笑话:

逛街逛到一家卖饺子的饭馆门前,我听到了关于这家饭馆老板的故事。该饺子馆原先是个小门面,几年间生意红火,扩建成三层楼,老板心思就大了,想:如今什么都讲究个文化,咱也在这饺子上搞搞这劳什子。遂拿出二十万元,请人召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来研讨饺子。这些专家学者开了七天会,形成的结论是饺子起源于性崇拜,其形状就是模拟女性生殖器而演变的。结论汇报给了老板。老板说:我花了二十万就是让你们证明了我是个卖x的?!

说故事的是老木,他还要说下去,一个警察直着眼就过来。“把你的刀子交出来!”警察说。老木的提包里是装着一把刀子,刀子很长,刀把露在提包外。刀子便被警察没收了。老木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收没刀子?警察说:“带刀子上街有抢劫的嫌疑!”老木就愤怒了:“那我还带着生殖器的,也该怀疑是强奸犯啦?!”

刀子最终没有被没收。我对老木说,今日的故事我也得给别人说呀,饺子有饮食文化,刀子有治安文化,你这文化人也有文化人文化啊。

对于这样的荤段子,贾平凹可说是欣赏备至,喜爱有加,不仅在其散文和小说中多次写到,甚至还专门就这段荤笑话写了一篇小说《饺子馆》。 “性”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早已被当成了味精,如果离开了性,贾平凹就会担心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食不甘味。正因如此,我们在阅读贾平凹的作品时,常常都会看到那种毫无节制,犹如洪水泛滥一样的性描写。在《西路上》一文中,贾平凹处处都在不无得意,争分夺秒地讲述着一个成功老男人的春风得意和对一个女人畸形变态的心理和品位低俗的荤笑话:

☆人是有缺点的,尤其是男人,每一个男人在一生中遇见自己心仪的女人都会怦然心动,这好比结婚后还要自慰一样。我以往的好处是,对女人产生着莫大的敬畏,遇见美丽的女人要么赶快走开要么赞美几句,而且坚信赞美女人可以使丑陋的男人崇高起来。但这一次,当奇缘突至(我只能解释为命中所定),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她说:你病了?!我可能是病了,爱情是一场病。

☆我已经老大不小了,而且旷世之丑,我与她的交往并不是要干什么——虽然爱是做出来的——但我无法保持我平日的尊严。人到了轻易不肯说出爱的年龄,这个字说出来了,我活得累她也感到与我在一起时的沉重。

☆有两头牛,一头公牛,一头母牛,犁完地后并没有立即回村,直到天黑下来,公牛先独自回去了,不大一会儿,公牛又跑了出来,母牛问怎么又来了,公牛说村里来了县上干部了,干部提出要吃牛鞭哩!母牛说,哦,那与我没事,你呆着吧,我回去呀。可不一会儿母牛也跑了出来,公牛说,你怎么也跑出来啦?母牛说,干部说啦,吃完牛鞭,晚上还要吹牛ⅹ哩!


☆她说,你别生气,在那一刻里,如果有人要拥抱我,强暴我,我也是一概不反对的。

☆我说,哈,咱们的恋情变成了见闻的交流,爱上升到了事业的共鸣,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她说,你得清楚,若果有恋,这是婚外恋啊!我说爱情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我爱你!她说,我喜欢你!我说,我爱你,真的爱你!她说,男人们说这样的话总是容易,这话请留下十年后,我老了丑了再说才是真的。我说,那我多盼你现在就老了丑了,我爱你,你能说一句我也爱你的话吗?她说我不配说,这样对你好,对我也好!我叹气了,只好开始又说我的见闻和思考。

☆男人的弱点我是知道的,要永远记着一个女人,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如果要彻底忘却一个女人,也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我和她是属于哪一种呢?

☆古人的东西那么大,简直令我满脸羞愧。她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对年轻男女在夜里的公园谈恋爱,男的一直拉着女的手,女的却侧过身子有些不好意思,男的就冲动起来,将他的尘根掏出来塞进了女的手里,女的说了一句:谢谢,我不吸烟。

在所谓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定西笔记》中,贾平凹特意毫发毕现地穿插了一段非

常煽情的有关动物的性描写:“一棵两个人才搂得住的柳树就在村口,这个村里在杀一头驴。其实,杀驴杀的就是驴的鞭。那头公驴被拉出了棚,它并不知道物将要死,见院子里突然有了许多人,说说笑笑地热闹,好高兴地喊了一下。它的喊是在打招呼,竟把一个小丫头吓得后退了几步,它也就笑了,嘴唇掀开来,龇着大牙。这时候,从隔壁院子里拉来了一头母驴,母驴是个俊驴,细长眼,大肥臀,嘴里还一直嘟嚷着什么,似乎不愿意,被拉着绕公驴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臀上的肉就哆儿哆儿地颤。公驴在那时不掀嘴唇笑了,整个身子机灵地抖了一下,耳朵就耸起来,鼻孔就呼呼喷气。它要往母驴近前扑,但被人紧紧地拉着,扑不过去,肚子下的鞭忽地出来了,戳着如棍。”在贾平凹的笔下,村民们简直就像看毛片一样莫名地兴奋,其中“一些年轻的女子居然转身往院门口跑,偏被几个小伙子拦住,说,嗨,跑啥咯?女子说:杀了你!”这种描写的刺激程度,可以说就像是文字版的“人与兽”。紧接着,贾平凹又进一步将情节推向高潮:“公驴不停地动,握铲刀的人也在动,动着碎步,突然,一条腿在地上蹬住了,一条腿一个跨步,嗨的一声,铲刀冲出去又收回来,他就站住不动了。动作太快,人们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地上已经有了一根肉棍,肉棍还在蹦跶着。公驴这时候才叫起来,叫声惨烈。拉公驴的是两个人,一个人丢了手去捡肉棍,捡了两回,两回都从手里蹦脱了。”这里我们看到,贾平凹的这段描写,与其早前的小说《油月亮》中的疯子尤佚人阉割自己和《秦腔》中的疯子引生,挥刀自宫之后的描写简直是如出一辙。只不过贾平凹将原来小说中主人公被割掉后仍在地上蹦跶的生殖器变成了一头驴的驴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虽然被贴上了“非虚构”文学这一时髦的标签,但其中的写作可以说存在着大量的虚构和胡编滥造。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如下这段描写:

车继续往前开,转过一个斜弯子,一个人便在那一片掰了苞谷棒的秆子里,突然发

现那个人是俩脑袋。车是一闪而过的,朋友和小吴坐在后座没在意,我在副驾驶座上却听见了风里的说话:把舌头给我!舌头给我!司机说:咦,人吃人哩!扭头要看,我说:看你的路!

既然车子是在转弯时一闪而过的,这说明车子是开得非常之快的,在如此快速的车上,

一个坐在车上的人,怎么能够清楚地听得见苞谷秆子里的人说话的声音,并且连续的两声“把舌头给我!舌头给我!”如此不顾常识的描写,凸显出的只不过是贾平凹在写作时变态的心理。以为只要有了“性”,就可以勾引住读者了。事实上,贾平凹的这段“把舌头给我”的描写,只不过是其《商州三录》中“她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你知道吗,他和她村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大白天的就在包谷地里咬舌头”的翻版和自我抄袭。在《商州三录》中,我们看到的是,贾平凹处处都在将商州农村人的“性事”作为看点,带着一种玩赏的心态来渲染农村人的性生活,甚至性丑闻。诸如什么“黄花少女也有之,背至中流,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地方都可以摸”,“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性欲的求而不得将他变得越发丑陋,性格越发古怪了”,“书记却站起来抓住了她的手,接着就抱他的腰”,“甚至那重吊着布袋奶子的老板娘满满当当塞在藤椅上的胖身子”,“大世界惟一使他们生趣的是干那种生理的交合,无异于山中的豹子山猪,或那一帮一伙红着眼的野狗”。的确,在贾平凹看来,商州农村的那些乡下人根本就不像是人,简直就是一群只会发情的动物。


在我看来,贾平凹在其写作中一直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误区。贾平凹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性”做味精,就可以使其文章生动无比,吊足读者的胃口,而毫不顾忌其作品的格调。殊不知,在文学作品中,“性”的描写同样也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一个真正懂得写作伦理的作家,绝不会把春宫画当做是耐人寻味的人体艺术,把黄段子和低俗的性描写作为招徕读者的法宝。

在谈到贾平凹的创作时,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他的作品中,是不可能没有性的”,“对女性的态度,可以看做是一个人的社会观念,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的集中体现”,“他津津乐道在作品中怎样‘不放过每一个字的描写’,写‘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小说《废都》,不厌其详地暴露做爱的细节。散文相对收敛一些,也会不时出现不洁的部分,如在不相干处突然冒出生殖器来之类”,“弗洛伊德说,有一种人是有‘露阴癖’的。孙犁,张中行和汪曾祺,同样喜欢写女性。孙犁多写劳动女性,健康,勤劳,朴质,也有一种阴柔美;张中行和汪曾祺明显地带有一种才子气,但笔下不乏温情,且有敬慕之意,甚至心存敬畏。像贾平凹这种丑的,脏的,猥亵不健康的部分,在这几位老人那里是没有的”。在当今的文学批评大都堕落为对著名作家溜须拍马的今天,林贤治先生对贾平凹作品客观公正,逆势而上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和中国批评家的良心。

三 、缺乏美感,大量制造文字污染

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类似贾平凹这样嗜脏成癖的作家,我们可以说还从未见到过。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在嗜脏方面,可说是双管齐下的。甚至是怎么让人恶心,贾平凹就挖空心思地怎么写。因此,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什么蛆虫、经血、大便、鼻涕、拉屎、放屁等等污秽不洁东西,简直成为了贾平凹作品的关键词和最爱。仿佛不把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写进作品里,贾平凹就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可以说,只要一逮住机会,贾平凹就会在作品中不断描写其中的人物拉屎和自己拉屎的情景。在贾平凹的笔下,陕西的农民不是用土坷垃擦屁股,就是用树叶或者遗弃的废瓦片揩屁股。如:

七八年前的时候,一位女子与我关系尚好,她去关中乾县下乡,回来与我谈乡间生活,说,那里修“大寨田”挖了许多墓,墓里有无数的罐,农民们将完整的带回做了尿盆,破坏的大片苫了院墙头,小片的就堆在茅房角供拉屎后揩屁眼(揩过屁眼的肮脏罐片,经雨淋后又复干净,再可揩用,以致长此以往,这罐片就老堆在茅房角)。

——《汉罐》

八十年代初,我借居于北郊农家,村里许多人家的厕所墙角总有一大堆打碎的汉陶

罐片,农民是用其揩屁股的,揩过了又丢在那里,经过雨淋干净了,如此再用。

——《老西安》

我一直怀疑,贾平凹文章中八十年代初的陕西农民究竟是不是真正穷得连擦屁股的纸都买不起,到处都是这种用陶罐片揩屁股的人。在写到自己的有关文章中,贾平凹同样是乐此不疲地将这种肮脏的描写发挥到了极致。仿佛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其拉屎也成为了值得欣赏和大书特书的文化盛事。如:

车子往前走,颠簸得如浪中的船,果然除了沙石、骆驼草和作为靶点的土墩,,天上没见到一只麻雀,地上拉一大泡大便也招不来苍蝇。

——《吉祥的一次》

我说都拉拉屎吧,一拉屎苍蝇就来了——在那时,想想有个苍蝇,苍蝇也是非常可爱的——但屎拉下来了,并没有苍蝇出现。

——《西路上》

我却不愿去,屁股痛,痔疮并没有好,加上一路颠簸,感觉老要有大便,我说我得用热水洗洗,要么明天就趴下不能动了。 ——《西路上》

我下了车去拉屎。我的肚子已经坏了,早上起来一阵屁响,觉得热乎乎的东西出来,

忙上厕所,一蹲下就泻清水,而早晨出发到现在,屁股上似乎生了湿疹,奇痒难耐,又总觉得要拉,每每下车,除了噼噼啪啪一阵屁带出些清水来,又什么都拉不出来。

——《西路上》

人在幸福的时刻,容易去畅快地小便和大便,但刚一出恭,奇怪的是苍蝇就飞来了。去年我去了一趟云南的香格里拉,那是海拔四千米的高原,空气洁净,阳光灿烂,草绿得像洗过一样,可疑蹲下大便,就又听见了嗡嗡声,还以为是自己的神经过敏,扭头看时,一只瘦瘦的苍蝇就停在旁边的小花上。

——《苍蝇》


贾平凹在《敬畏文学》一文中说:“要写人的本身,一定要写的(得)好看,要写的(得)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能达到这几点就是好作品。现在好多作品要么它不真实,和现实生活距离大,要么就胡编乱造不投入真的感情,要么写得不好看、不独特,这几方面都影响作品发表、出版以及将来的推广。”在我看来,贾平凹对文学的认识,至少还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像贾平凹作品中这种变态的,不堪入目的描写,虽然确实和别人的作品不一样,其“独特”的程度可说是举世无双,但这样的“独特”除了污染读者的眼睛,丝毫都不能给人带来一星半点的审美愉悦。贾平凹把生活中这种未经过滤的脏东西当做美来欣赏,一股脑地写进文章里,这无疑是对文学的亵渎。世界上无论是多么著名的大作家,也没有权利用文字来恶心读者。我们痛心地看到,人们心中无比美好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就被贾平凹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泡屎给彻底玷污了。

贾平凹在文章中大量制造文字污染的同时,一面常常是自我膨胀,把自己吹嘘得简直就像是一个具有特意功能的超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平凹自我吹嘘说:“我确实能测字。西安市发生过几次凶杀案爆炸案抢劫案,起码我预测过三次吧,案子一出来,我就给他写下来,为了有凭据,平常用嘴说,别人事后不承认,我先给你写出来。其中有一次我还交代公安局有关人士,但人家不按我那个破。后来好长时间破了案以后,和我那一对比,是一模一样的。”贾平凹如此的一段话,简直就是怪力乱神。倘若西安市公安局在破案时真的按照贾平凹的测字法来破案的话,我敢说,这个世界上将会在一夜之间出现无数的冤假错案。也许,基于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贾平凹在写作时处处都流露出一种矫情的心态。本来,贾平凹与秦始皇八竿子都打不着,但贾平凹却主动与古代的暴君秦始皇攀亲和认祖归宗:“我的祖先,那个嬴政,在他的生前是曾经焚书坑儒过的,但居山高为秦城,秦城已坏,凿池深为秦坑,自坑其国,江海可以涸竭,乾坤可以倾侧,惟斯文用之不息,如今,他的后人如我者,却千里迢迢来拜孔子了。”有谁知道,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农民的贾平凹,其骨子里真正弥漫着的,却是一股君临天下的帝王情结。记者在采访贾平凹时问道:“一直挺强调意念的作用、灵力判断的,你身上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很浓。关于你的出生就有很多传说,有说你出生前不久的一个早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布袍草履、腰系黄线双穗的道士,长得形骨奇异,气宇不凡,对着你家大院的破旧门端详了老半天,然后对坐在槐树下歇息的你家二伯说:‘这家里要出个人物。’”贾平凹回答说:“这种东西有个积累,也有个天生,天生它会嘛。为啥天一亮鸡就叫唤,别的咋不叫唤,兔子咋不叫唤,它鸡就叫唤?”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聪明,早已浸透了贾平凹的骨髓。如:“许多现代小说最难懂的部分就是对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恐怕是世界上最难让人读懂的小说,但它却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我读它的时候,也糊糊涂涂,但我看懂了它。”贾平凹说:“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问我一字一句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领悟能力好,有些字我不一定认识,但我马上能知道它的意思”。如果说别人,包括古今中外的大学者都是学而知之,贾平凹却学都没有学,连认都不认识的字却能知道它的意思,我们不得不说贾平凹的出现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如此,贾平凹还常常把自己吹嘘成为一个独具慧眼的高人和非同寻常的半仙。如:“我经过一个卧在半山窝的小村庄时,一抬头,一睹土院墙内高高的长着一株牡丹,虽不是开花的季节,枝叶隆起却如一个笸篮那么大。山沟人家能栽牡丹,牡丹长得这般高,我惊得大呼小叫,说:这家肯定生养了漂亮的女人!敲门进去,果然女主人长得明眸皓齿,正翻来覆去在一些盆里倒换着水”;“在西安我写过好多店铺的门匾,字写得满意的生意都非常好,凡是一拿到要写的店铺名,感觉不好的,或那天字没有写好的,生意就潦倒”;“有一次路过一户人家,门口竖着一根废旧的电线杆,我感觉这一家有个光棍男人,去问了,果真就是个光棍”;“那年我父亲得了胃癌,我接他在西安做了手术,然后送回老家。回去后,我发现院子里的一棵树上长了许多疙瘩,我脑子里嗡了一下,立即觉得这树上的疙瘩是对应着我父亲身上的肿瘤疙瘩,应该把它砍掉”。

为了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真正的大师,贾平凹常常借用他人之口来为自己加封。如:“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一切就开始了,是法国的安博兰女士在巴黎那头通知我:《废都》的法译本已经出版,给我寄出了数册,不知收到否,而此书一上市,立即得到法国文学界、读书界极为强烈的反响,评价甚高,有人称是读中国的《红楼梦》一样有味道,有人惊讶当代中国还有这样的作家,称之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并说此书已入围今年法国费米娜文学的外国文学奖”,“法国历来是看不起中国文学的,法国的书展上,日本文学的橱窗占地颇大,给中国文学留的门面极小,这次获奖,是为中国作家出了一口气,争了大光。而这期间,数次与安博兰通电话,她讲:‘您在法国几乎是人人都知道了的人物了!’”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贾平凹居然在自己的文集中将三毛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了进去。这主要是因为三毛的文章中有对贾平凹肉麻的吹捧。如:“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数十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看走眼。”在我看来,如果说《废都》有《红楼梦》的味道,这无异于是在糟蹋《红楼梦》。安博兰告诉贾平凹,说其在法国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人物,无疑是给贾平凹传递了一个极不靠谱和错误的信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误导和不切实际的吹捧,才使贾平凹误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天才和大师级的作家。至于三毛将贾平凹肉麻地飚捧为“巨星”,我以为这更像是一种追星族似的,粉丝似的评价,根本就不必当真。想不到,贾平凹却不嫌肉麻地将三毛对自己的狂热吹捧当做瑰宝,煞有介事地拿出来向世人炫耀。殊不知,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的、最正确的、最天才的是时间,而并非什么安博兰和三毛。


四、缺乏幽默,总把无聊当有趣

把无聊当有趣,践踏写作伦理,可说是诸如贾平凹这样的文学“大师”典型的文化症候。如:“我们站在门口往外尿,看谁尿得远,尿得猛。那时多厉害呀,可以将尿罐下的一窝蛆冲死,就像电影中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冲游行的人群一样,有一次下雨,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尿——我爱做梦,往往起来小便眼不睁,小便毕了回床睡下,那梦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怎么尿也尿不完,我在迷瞪状态里误把房檐流水当做尿尿了,在那里足足立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感到老师就潜藏在窗外边,嘴都不发声,却在被窝里故意努屁,惹得这儿那儿有哧哧地(的)笑声。当然是老师进来要追查是谁故意放屁了”;“出门在外,憋尿憋屎要跑回拉在自家尿窖里或自留地里;实在赶不及,拉在外面了,偏不让别人捡取,拿石头把粪便砸飞”;“没有被目测上,我气恼了,月夜里从大队部往回走,一路见树用脚踢树,见石头用脚踢石头。后来公路上 没人,掏出家伙来用尿边走边甩着写字,写的是:老子还看不上干力气活儿哩!”我们看到,诸如此类把无聊当有趣的描写,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可说是家常便饭。更为无聊的是如下这样的描写:

他尿得比我高,也比我有力,我却因热尿泄出更感身子寒冷。坐在车上的时候太阳

隔窗照射,热得脱了毛衣,下了车气候竟那么冷,手僵得裤带解不开,解开了又掏不着那个东西,好长时间方尿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尿,似乎慢一点那尿就成了冰棍要撑住身子哩。

——《西路上》

苍蝇便一直跟着我们。没想愈往西走,苍蝇愈觉得可爱,直到那天在戈壁滩上跑了一整天,我们要下车来小解,心想苍蝇这下会顺车门溜掉的,但上了车,它仍趴在驾驶室的照后镜上,一条前腿翘起来极快地抚摸着脑袋,便知道它是个女性,不仅可爱,而且是很伟大的了。

——《西路上》

过了兰州,黄河折头要往南而去了,我们没有乘坐羊皮筏子去体验水上的乐趣,而豪壮地往河里撒了一泡尿——让黄河涨了水去,把一切污秽都冲到海里去——头不回地往西,往西。

——《西路上》

黄浦江里有爱神,这里不知演出了多少缠绵的故事。又突发奇想,说道:“那么一

对一对面江伏栏,若有小偷这一夜走过去,从屁股后的口袋偷钱包,会极其安全而收获巨丰吧。”老宋说:“为什么?”我说:“贼去偷包,男的以为女的在抚摸他,女的以为男的在抚摸她呀!”大家笑起来。

——《江浙日记》

医生我是尊敬的,而这样的奇人更令我佩服,以后我做了朋友。他住在岐山县,常常夜半来电话,浓重的岐山口音传染了我,我动不动就将“入”念成“日”,一次作协研究要求入会的业余作者,讨论半天意见不统一,我一急说道:有什么不高兴的么,人家要“日”就让人家“日”嘛!

——《治病救人》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动辄矫情地称自己不会说话的贾平凹,在说荤笑话方面,却有着独特的天赋。为了将其作品写得“生动有趣”,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往往都是借助一些无聊的荤笑话来当佐料;在散文中,荤笑话也常常被其当成了诱惑读者的法宝。本来,贾平凹并不是一个懂得真幽默的人,但在其散文中却大量地杜撰出了一些看似幽默的文字。而这些所谓的幽默,实质上大都是一些移花接木的伪“幽默”。其最为典型的文字,就是模仿金圣叹“不亦快哉”,写下的那些伪劣的《笑口常开》。如:

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先生存正。”一月

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恭正题写:“再赠×××先生存正。”写毕邮走,踅进一家酒馆座喝,不禁乐而开笑。

——贾平凹《笑口常开》


一次,萧伯纳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削价处理的书,猛然看到了他的一本剧作集,而且

该书的扉页下方有他给一位朋友亲笔题赠的“乔治·萧伯纳敬赠”的字样。他当即买下这本书,在题赠下写道:“乔治·萧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又将此书寄回那位朋友。

——胡蓉《萧伯纳的幽默》

看了贾平凹的描写和萧伯纳的幽默,我们就知道被三毛敬奉为“大师”和“巨星”的贾

平凹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贾平凹的另外一段文字:

剧场里巧和一位官太太邻座,太太把持不住放一屁,四周骚哗,骂问:“谁放的?不文明!”太太窘极不语,骂问声更甚。我站起说:“我放的!”众人骚哗即息,即以手作扇风状,太太也扇,畏我如臭物,回望她不禁乐而开笑。

——贾平凹《笑口常开》

群坐之中有放屁者,不知为谁,众共疑一人,相与指而骂之。其人实未放屁,乃不辩而笑。众曰:“有何可笑?”其人曰:“我好笑那放屁的,也跟在里头骂我。”

——清·石成金《笑得好·骂放屁》

我们看到,运用移花接木和顺手牵羊的手法来写作散文,早已成为了贾平凹的拿手好戏。在《笑口常开》中,类似这样的手法可说比比皆是。如:

有了妻子便有了孩子,仍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单间里。出差马上就要走了,一走又是一个月,夫妻想亲热一下,孩子偏死不离家。妻说:“小宝爸爸要走了,你去商店打些酱油,给你爸爸做顿好吃的吧!”孩子提了酱油瓶出门,我说:“拿这个去,”给了一个大口浅底盘子,“别洒了啊!”孩子走了,关门立即行动。毕,赶忙去车站,于巷口远远看见孩子双手捧盘,一步一小心地回来,不禁乐而开笑。

贾平凹在以上的这段描写,其实是几十年前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段“荤笑话”。传说有一对夫妻,男的在县城里工作,女的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夫妻俩聚少离多,一个月最多也就只能见上一次面。一次,由于山洪暴发,男子很久都未能赶回到家中。好不容易赶回到家里,夫妻俩急欲想亲热时,几岁的儿子却总是缠在父母的身边,不愿离开半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丈夫便急中生智地想出了让儿子拿着盘子去打酱油这样的绝招。又如:

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未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揩过的一片脏纸,应急欲用,却进来一个人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企图我走后应急。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又进来一个,背一篓,拄一铁条,为拣废纸者;铁条一点,扎去脏纸入篓走了。两人对视,不禁乐而开笑。


关于以上这则盗版的幽默,作家左岸先生在其《给当红作家号脉》一书中说:“以京广大铁路为界,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有一个故事在东半区内是这样讲的:两人入厕,全忘带纸,见地上脏纸一块,都想拿来用,又都不好意思,就都蹲着,牛犟起来,其中一位,家人见他久久不归,便打发孩子来看,那人冲孩子喊:‘去,回家拿块大饼子来,我跟他耗!’这个故事越过京广铁路,到了贾平凹那里,孩子被删去了,变成了一个拾废纸的,铁条一点,将废纸扔到垃圾筐里,背走了。”我以为,贾平凹在《笑口常开》中的这些文字,无疑是当代文坛极为恶俗和品位低级的文字。如:

去给孩子买袜子,昨日看时价是一元,今日是一元二角,怏怏出门,打一个喷嚏,喷带出一口痰。正想是售货员在嘲笑我,我方有喷嚏打出,一位戴“卫管员”袖章的人却责斥我吐了痰要罚五角钱,掏出那一元,卫管员没零钞找,遂再当地吐一口,愤愤而走,走过十步,不禁乐而开笑。

我不知道,贾平凹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连不随地吐痰这样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还要以如此肮脏的文字,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污染环境的理直气壮和其乐无比,这难道还称得上是一件极其光彩的事,值得拿出来四处张扬?。在我看来,作家虽不是道德模范,但至少应该为自己的随地吐痰而感到羞耻和脸红,而绝不应该因为有钱,交得起罚款,甚至以为自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就可以在“卫管员”没钱找零的时候就再多吐一口,更不能把这种恶俗无聊当作有趣,写成文章亵渎我们的社会。多年来,我们遗憾地看到,当今的某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对贾平凹的作品几乎已经失去了辨别艺术高下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便是贾平凹的散文写得再差,并且早已是沉疴在身,但那些贾平凹的吹捧家们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贾平凹的吹捧:“由于贾平凹平民身份,就决定了他价值观念的民间立场,而他文士身份,则又决定了他独立的追求自由的对于人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精神品格。”更有甚者,简直把贾平凹当做了中国文坛上的一尊大神,他们总是跪在地上仰视着贾平凹,并且向世人宣告:“他(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对曾经萎靡不振而又无法超越的中国当代散文来说,无异于一剂‘扶阳补气,填精益髓’的‘五味子’。”“新时期散文园地出了个贾平凹,‘便别想再太静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贾平凹以其独具灼见的理论倡导和别有情韵的创作实践,更新着当代人关于‘散文’的当代‘传统’观念,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树起了一块里程碑。”看看以上贾平凹的这些散文,再看看专家学者们对贾平凹的肉麻吹捧,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当今某些学者的贾平凹研究是多么的不靠谱。(唐小林)

《长江丛刊》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