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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到底是谁写的?

编辑:孙逊  来源:深圳商报  发布时间:2016-09-22

 
张军。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42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深圳作协新媒体中心副主任陈斯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赵目珍,以及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主持人张军,围绕主题“水浒作者探秘及主旨研究”,对《水浒传》一书的作者之谜进行了历史梳理和分析,并对该书主旨展开了深入探讨。

《水浒传》作者 一直是争议话题

“近些年,《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又引起了文史界的广泛关注,这是由江苏省兴化、大丰两县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文物资料引起的。”讲座伊始,张军首先对《水浒传》作者之谜历来的争议做了简单梳理。张军介绍,“水浒”故事虽然流传甚早,但《水浒传》的刊行和广泛流传却是始自明代嘉靖年间,早期几种版本的署名又不一致,或署罗贯中,或署施耐庵,或并署施、罗二公。而此前并无任何记述施耐庵的文字,此后的文字也极简略,且多臆断之词不足为据。故人们无从知道施耐庵是何时何地的何许人物,有人甚至怀疑实有其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有记述: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中说:“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

在张军看来,撇开兴化、大丰发现的材料,就《水浒传》本身来考察:《水浒传》应该不是一位作者一时写成的书,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部情节连贯、人物性格统一的艺术整体,又应该是有一个基本定型的主要完成者。”张军指出,现存《水浒传》的最早版本,大都是并署施耐庵、罗贯中二名,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是实有之人,有文献可证,其年代、事迹是可以约略窥知的。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与《水浒传》的署题格式相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水浒传》的署题是后人随意为之。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四也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

张军认为,《水浒传》写宋代的故事,在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等许多方面,大都符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杂用元代事语的情况并不多,明代的事语就更是个别的了。“要知道,古人写话本小说,是不懂什么历史主义的,不会像现代作家写历史小说那样,懂得要力求符合历史实际,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水浒传》的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表明作者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力求在写作中忠实于历史,倒不如说是表明作者生活的时代去‘故宋’尚不甚久远,他一方面借助旧的话本,如《大宋宣和遗事》;一方面通过故老传闻,对宋代的名物制度、社会习尚比较熟悉,从而写来极少误差,避免出现《金瓶梅》中那种宋朝人做明朝官的错乱。再加上《水浒传》的基本语言,如现代的一些学者所论证的,和元人杂剧的语言非常近似。那么,谓其祖本成书的年代,也就是其作者生活的年代,当为元代,至迟不晚于元末。”

 
陈斯园。
 

《水浒传》99%都是虚构

陈斯园对《水浒传》颇有研究心得。在他看来,《水浒传》作者肯定是存在的。首先“水浒”故事涉及众多百姓人物,“水浒”故事多可以独立成篇,譬如武松打虎,后来又演绎出很多其他故事,再传承一个长故事,即是“武十回”“鲁十回”“卢俊义”等,这几大板块结合到一块,就形成了一个几十回的《水浒传》古本。“《三国演义》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但《水浒传》99%都是虚构的。宋江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当时的群体规模只是千人‘飞虎队’,后来在小说中变成20万,把辽国灭了,宋江能灭辽国吗?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在创作这个故事时,有它鲜明的正义性,譬如武松打虎,除暴安良;斗杀西门庆,也是除暴安良。”

至于作者的传承,陈斯园讲到,宋末元初,一部两万多字的《大宋宣和遗事》就有相当规模,是以宋江为主题,基本上和《水浒传》目前的架构差不多,初具雏形,也就是说《水浒传》开始萌芽。之后又经过了100多年,期间又有元杂剧中水浒戏的诞生,如山东高文秀一个人写了9部水浒戏(杂剧)。“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水浒传》并不是某一作者写的,而是很多原先都已写好,后来作者做了一个组合。元杂剧与小说话本的结合就会形成一个几十万字的单行本,即金圣叹所说的古本。”

 
赵目珍。
 

《水浒传》主题阐释

有二三十种

此外,谈及《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赵目珍认为,每一种对《水浒传》主题的阐释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包括农民起义说等观点。他介绍,“忠义说”最早由明代的李贽提出。李贽当时的理解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小德服从大德”,“小贤服从大贤”,但《水浒传》里所描写的恰恰是相反的。宋江等这些英雄人物都被逼上梁山,正好是把“小德服从大德”“小贤服从大贤”的秩序给颠倒过来。因为所处社会跟理想中的社会秩序相反,社会比较黑暗,好人只能是被逼上梁山,故李贽认为《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大贤人,都是有情有义之人。当然,像宋江后来又带领这些英雄人物归顺朝廷,这其实又是一个“忠”。尤其宋江是“忠义”的典型代表,是“忠义之烈”。另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权利话语的,也就是那些所谓正统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即是“诲盗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大家都去看《水浒传》这部书,就会把天底下的好人都教坏。“《水浒传》里描写的梁山泊实际上有点理想国的味道,‘梁山泊’实际是个乌托邦,什么大秤分金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实际是一个理想社会。”此外,赵目珍还介绍了“投降说”“市民说”“忠奸斗争说”等观点。

“当然,对于《水浒传》的主题还有很多观点,比如‘豪侠说’、‘游民说’、‘人才说’、‘讽谏说’、‘反贪说’等,从某一个角度来谈也都能成立。据统计,到现在为止,对于《水浒传》主题的阐释已有二三十种之多。” 赵目珍坦言,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主见的观点。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完全认为哪一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说是能够长久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能排斥其他观点的正确与合理性,因为你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它们就完全站不住脚。其实,对《水浒传》的主题解读越多越丰富,就越能证明这部小说的价值。《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应该具有经典性。那么,什么是经典?我觉得‘经典’所应该具备的要素之一就是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赵目珍说。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